嗨，我叫胖胖。我从未主张淡忘邪恶。在我的叙述中，我追溯那些放肆的罪行，目的在于为内心寻求救赎。如果没有文字与语言去记录恶行，正义便无从实现，甚至会给后来的恶者留下可乘之机。若作恶者毫无羞耻感，恶行便会代代相传，永无止境。如果一切罪恶都被某些人理所当然地美化，这个民族就将永远失去敬畏与禁忌。

有一则微博让我愤怒：加缪曾说过，罪恶常常伪装得无辜清白，混淆是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依我看来，罪恶的成功从来不依赖于暴力本身，而是那些自愿的邪灵，时时刻刻维护着恶者的权威。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邪恶的根基，只要有他们在，邪恶便不会消失。

考虑到一名刚二十出头的女孩，被迫接受老板的电话召唤后，强迫饮用半斤茅台，并被带入KTV，最终遭到严重伤害。在他眼中，这不过是活跃气氛、人之常情、兴奋而已，究竟是什么样的禽兽能写出如此文字？他甚至连强制侵犯的字眼都要先予以否定，他为何能下此结论？他真的在现场吗？他读过起诉书吗？他知道KTV内发生了什么吗？他根本不知道。

他为加害者提前摘掉最严重的罪名，并逐步将整个事件降级。难道“兴奋兴奋”就已经是人之常情了吗？一名副区长坐在包厢中央，需要感受兴奋；一位央企省公司的总经理坐在他旁边，也需要兴奋。而桌上七八个男人同样需要兴奋，这兴奋是以一个二十岁女孩的酒量、身体及其意识模糊后的失能为代价的。在他口中，这被归结为人之常情，仿佛女性被如此对待是应该的、无需惊慌失措。

更可怕的是，他的言论暴露出其对女性的低贱看法。在他眼中，女性只有两类：贞洁的烈女，或者可以随便对待的对象，而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她若不是前者，便自动成了后者；若不是阻碍气氛的，必然是为了活跃气氛的人。这样的朴素逻辑将所有正常工作的女性都归类为可供他人使用的对象，他竟然还认为这是常识。

在他看来，赵海峰的所作所为并非故意作恶，而是“精虫上脑”，是发觉不了节制，是一时冲动。作为一位自称“报告文学副理事长”的人，写出这样的文字，假若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们得知，将会感到无比悲愤。利用文字与邪恶勾结，岂不令人痛心？他把李静的身份定位，不再是被强灌半斤茅台致脏器破裂的受害者，而是一个试图巴结副区长，想通过关系获取项目的心机女。她被打成重伤，并非因赵海峰的暴戾，而是仅仅因为她自我定位为副区长的女人，因此这件事被他轻描淡写为男女之间的桃色纠纷，而李静只是一个未能把握好机会的可怜女人。

他甚至为李静编造了内心独白，将其动机扭曲为讹诈，这难道不算是意淫？鲁迅曾说：“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难道他没有女儿吗？同时，他还声称：帽子文化原来是服务于你的主子吗？追问的人被贴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那些用“精虫上脑”、“贞节烈女”等词汇来描述恶行的人，竟反过来指责他人不思考，随情绪起伏。恶劣的案情却成了他的免罪符，他嘴里也承认事情恶劣，从而让大家不能再指责他为恶辩护。

受害者有罪论在这些禽兽面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赵海峰、郁廷栋、马某某的罪行是身体上的、可追诉的，而这类博主的罪则是言语上的、弥漫的，根本无法诉诸法律。难道不是吗？他们不仅是舆论生态中的杂音，更是肆虐的腐朽。做脏活并不稀罕，稀罕的是为邪恶辩护时的毫不犹豫，那种从容自如的态度，不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也不是作为旁观者，更不是选择沉默，而是始终站在加害者的身后，为他们辩护。